2010年11月30日 星期二

博覽會是文化產業 新的火車頭


     兩岸近年接連舉辦大型國際活動,包括北京奧運、上海世博與廣州亞運;臺北市也接連舉辦聽障奧運、國際花博,未來大陸還有西安花博、深圳國際大學生運動會、南京青年奧運等。這些活動都對兩岸的城市再造、文化提升等,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旺報特別邀請兩岸三地的產官學代表,分享他們的看法,分析兩岸未來文化合作的契機與展望。

 兩岸文化合作 高端對談

 主持人:黃清龍(旺報社長)

 與談人:林谷芳(國家文化總會副會長)

 向勇(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、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副主任)李永萍(前臺北市副市長)/丁錫鏞(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總製作人)

 提問人:于國華(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秘書長)

 李應平(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)/林秀偉(當代傳奇劇場團長)

 大型博覽會打開眼界

 黃清龍:一個城市如何發展出文化潛力和能量,兩岸近年均做了很好的示範,包括北京奧運、上海世博、廣州亞運等,都安排了大量文化活動,如今風采也輪到臺北花博。大型展演活動對於一個城市文化的未來發展與影響,請各位分享看法。

 丁錫鏞:我認為,博覽會是文化創意產業新的火車頭。博覽會如果納入文化創意產業範疇,它的規模無疑名列前茅。產業必須靠市場效益來帶動。根據我過去25年的經驗,博覽會可產生的總體經濟效益,大約是投入資金的2.7倍到4倍,日本近年把博覽會辦得出神入化,已能創造6到7倍的效益。

 花博保守估計可以帶來168億的總體經濟效益。但日前一位學者估算,如果花博以600萬參觀人次來計算,就已經達到380億的經濟效益,博覽會可帶動文創業發展不言而喻。但臺北花博就這麼一次,結束以後就沒了。如果想把博覽會發展成文創業,臺灣可以考慮仿效日本作法,未來在各地輪流舉辦地方性的小規模博覽會,建議花費的金額不要太多,最好3年內能完成,規模過大的話籌備時間會拉長,加上首長跨任,會變成很難成功舉辦。

 這次花博會有很多文創呈現,如目前規畫完成的文化藝術表演活動有7140場;影像技術是博覽會中表演創意的重要方向,這次花博有二個例子:一項是結合互動科技的360度環形劇院,二是製作一部以土石流為主的3D動畫片,希望透過感動的畫面──文化創意中的一項產品──讓觀眾明白環境保育的重要性。

 林谷芳:大型博覽會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讓人打開眼界,因為事實上,多數人平常生活基本上乏善可陳,因此我們需要一種絢爛性、甚至是煙火性的活動,它其實對我們生活和文化發展有一定意義。表演藝術的本質就是如此,它也是稍縱即逝的,而稍縱即逝並非沒有價值,關鍵在於剎那變成永恆,主要是在高度、深度和廣度,讓人明白生命還有別種可能性,大型文化活動其實便有這樣的意義。

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花博,花跟人都來自自然,因此花博有一種擁抱社會所有階層的屬性。這種現象在建國花市也可得到印證,人面對花卉、植物,可以回到自然的原點,進而讓生命解套。比起其它大型博覽會,花博在此有不同的重要意義。此外,花博也可讓人看到一種合理的生活實踐,人和自然的關係,以及創意在當代生活的發揮,提出美學的人生方向,這也是花博能發揮的效益。

 國際活動 對中國發展扮要角

 向勇:提到大陸的城市化,過去30年都在拚經濟,在這種情況下,所有的產業跟城市設施,都在回答一個「如何現代化」的命題。大陸城市化水平比臺灣晚了約20年,以前在大陸經濟不發達地區有一種「文化搭臺、經濟唱戲」的口號,如今這種觀念已開始扭轉,因為「文化搭臺、經濟唱戲」意味文化只是手段和配角,最終目的只是招商引資,也不會注意到文化和生活的關係。

 近10年來,這種觀念已產生變化。以北京奧運為例,可以發現兩個現象,一是北京奧運讓基礎設施的建設有很大的跨越發展,運作由政府主導,單就公共交通車的改造,一次投入1800億人民幣,這還不包括其它項目。此外如軌道交通,政府以6年時間,從50公里的規模擴大到500公里。因此,這類大型活動,對政治人物而言,不論就國家形象、軟實力和政治業績,固然會得到該有的評價;但對普通民眾而言,最大的影響是來自生活層面。

 如今我到北京奧林匹克公園,總會看到令人感動的景象:每到下午,那裡到處可看到民眾自發組成的表演團體,純粹為了娛樂的目的,如今已成為北京的新地標。

 因此這類大型活動,對上海、北京這類城市而言,提供了一種軟實力的發展經驗。在奧運之後,北京又舉辦了幾個大型活動,也都帶來類似的建設,如導覽系統的改善、志工培訓等。

 此外,這些活動所提出的建設目標,如「人文北京、科技北京、綠色北京」等發展理念,如今均移植到整個北京市的所有建設。我曾參與某些「人文北京」計畫,其中人文景觀、形象、生活禮儀還有文創產業等基礎性建設,都成為關注的環節。中國政府也很重視大型活動的延伸效益,例如後奧運、後世博的軟硬體用途,以舉辦過花博的昆明為例,當年活動地點,如今都是國家級的文化產業示範園區,得到很好的管理。而昆明園藝博覽會的管理部門,後來也改組為股票上市的公司。

 這些都見證了大型活動的種種效益。除奧運、世博和廣州亞運外,明年起大陸還會有深圳舉辦第26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、南京的青年奧運會等等。中國在未來十年仍要持續回答經濟、生活現代化的問題,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做國際性活動,而且它不會是稍縱即逝,而是利用這種機會,把真正重要的建設留在城市中。

 臺灣文創 強調落實生活

 李永萍:客觀來說,臺北的整體硬體建設需要提升,但有否可能像大陸一樣全面翻新?我認為機會不大,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,有法定程序和民意機關等複雜環節。但花博是很大的突破,由於臺灣在外交上的困境,向來很難爭取到舉辦世界級活動;但接連兩年因緣際會舉辦聽奧、花博,不僅讓世界看到臺灣各種面向的成績,也讓臺灣人知道國家進展階段。京奧期間最顯著的改變就是禮貌與國際化的提升,但這些已非臺北需要強調之處。北京奧運、上海世博可形容為「集體生活的大改造」,而且真得很成功。相對的,花博比世博細緻,儘管後者氣勢雄偉,但並不屬於愉悅、可讓大家享受生活的環境;而花博呈現出臺灣的文化樣貌,處處可見生活美學,連小細節都帶著舒服感。

 這幾年文創強調要落實到生活,例如新生三館中的夢想館有互動科技、生活館訴求心靈SPA與慢活空間,等於是凝聚臺灣近年生活美學的累積,這在大陸是非常罕見的;但花博又同時呈現了臺灣精微的高科技成就,其中有幾個生物科技、綠能、環保項目,都寫下世界第一的紀錄。世博中國館讓人驚豔,但花博可以讓參觀者與展覽有更深的互動關係。這回臺北花博的展館設計,我認為超過上海世博許多其他國家館,不僅互動性強,細緻度與感動人心的程度更深;不只秀出科技,而是看到整體價值觀與想法。儘管臺北花博園區面積比不上未來的西安花博,僅有它1/4,但遊客仔細觀賞,會發現很多感動之處。

 黃清龍:兩岸在文化有很強互補性,不久前,大陸文化部長蔡武到臺灣訪問,提到兩岸簽署文化合作協議。十二五規劃的文化政策中,臺灣有何參與機會?兩岸文化合作障礙,要如何排除?

 兩岸文化合作尚待突破

 向勇:大陸以前靠公務財政發展文化產業,近年提出文化體制改革,絕大多數文化團體都要從公有機構改制為企業,走向市場經濟。這個政策從2003年提出,有非常明確的方向與時間表,以新聞出版為例,如今除電視、電臺外,出版社的改制已接近完成,報社也幾乎全改組為公司。不過文藝院團在國家支撐60多年後,如今要改制,確實遭遇頗大阻力;儘管在體制上,它們由「事業法人」改為「工商法人」,也完成註冊登記,但很多預算仍仰賴政府。這個背景短時間是無法改變的。

 然而十二五規劃中,政府也擘畫了經濟發展面向、外資投入的可能性。文化體制改革就是把文化機構推向市場,並引進多元資本。在新聞出版領域中,如今除新聞節目製作、播出平臺等少數環節,其餘均已徹底市場化。電影就是最明顯的例證,所有生產體系均已排除國有企業的色彩,從立項、拍攝許可、發行,全部市場化。

 過去大陸對文化產業,基本上存有兩派見解。一派把文化產業當成意識型態工具;另一派認為文化產業是西方的後工業時代產物,中國大陸尚未演變到此一階段。如今這些見解均已被破除,因為文化產業已經徹底實踐。

 不過在十二五規劃制訂階段,有兩個問題會被重新拿出來討論,一是文化產業要如何平衡藝術與商業,例如日前被抨擊的綜藝性節目水準低俗問題;另一是公共服務與文化產業的關係,如究竟那些產業、那些環節該由公共資源來覆蓋?哪些是應該由民間資金來主導?

 中國各地在開發文化產業時,會遇到兩個難題,一是不擅長講故事,二是缺乏國際資源的引進脈絡和相關知識。在此臺灣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至於臺資如何介入?以前臺灣投資曾經被視同為港資、澳資,不同於外資或內地資金,後來香港與大陸簽署了CEPA,臺資就被單獨對待視同外資,這是隨後ECFA要會談的問題。兩岸的文化合作,還是要等大架構的突破才會有更實質的進展。

 文化巨擘在臺灣

 李永萍:韓國文化產業為什麼能成功?文化得變成好生意,資源才會挹注;但從另一個角度看,一旦過度商業化,文化生命力與意涵就不見了。發展文創業如何同時兼顧原創性?我主張兩大支架:文創法發展與原創性投入。兩岸交流若有意義,是因為大陸現在發展得不到臺灣這種以中華文化做根基、與世界文化接軌的原創性,例如《慾望城國》與雲門舞集作品就是兼具西方與本土兩種元素。由於過去30年有前輩鋪路,現在臺灣年輕人處處皆展現原創能量,儘管有時不夠精緻。政府的角色就是補助這些不知結果會如何的文創發想,使之成為希望的園地。大陸文創園區多是炒地,假文化之名,事實上是扼殺原創活力,降低人民文化品味,大陸山寨文化也是如此。上海人口是臺北10倍之多,但找不到全球聞名的原生文化團體。

 這是「一體化」文化政策的問題。大陸地大、人口多,各地都在推文創,但出不了真正的文化品牌,所有文化大牌都還在臺灣,例如雲門、當代傳奇劇場、周杰倫、法蘭瓷、琉璃工坊等,因為大陸「一體適用」的結果造成山寨現象,習慣「摘取現成果實」,引進西方或臺灣的節目然後上演百場。這是很難解決的狀況,即便臺灣的國際化經驗可以幫忙,但如果不從源頭政策來處理,臺灣到大陸依然是單向輸出,兩邊還是雞同鴨講,像是補助金、交流條件不一致等。創作本質是自由的,如果有框架限制,即使臺灣想利用官方談判的方式來突破困境,等到真正要對接產生能量時,制度上會產生不相容,這是大陸內部要解決的問題。

 黃清龍:廈門衛視曾做過一個統計:在大中華地區享有高知名度的文化界人士,臺灣有300多人,但福建卻毫無一人。臺灣有很多原創思考,而大陸市場需求極大,未來大陸能產生的創意也指日可待,希望臺灣能積極主動地加入這股潮流,兩岸合作共榮。

 紀錄整理:吳靖雯(旺報文化副刊組記者)

 關於十二五規劃

 由於是採取政府主導的的規劃式發展,中共建政後,從1953年起,開始制訂所謂的「五年計劃」,第一期為1953年到1957年,簡稱為「一五計劃」,依此類推,期間曾因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造成3年的空窗,不過此五年期的國家發展計劃成為中共施政最主要的依據。2006年起,「計劃」名稱改為「規劃」,2011年起將進入第12個五年計劃,俗稱「十二五規劃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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