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覽會是文化產業 新的火車頭

　    兩岸近年接連舉辦大型國際活動，包括北京奧運、上海世博與廣州亞運；臺北市也接連舉辦聽障奧運、國際花博，未來大陸還有西安花博、深圳國際大學生運動會、南京青年奧運等。這些活動都對兩岸的城市再造、文化提升等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旺報特別邀請兩岸三地的產官學代表，分享他們的看法，分析兩岸未來文化合作的契機與展望。

　兩岸文化合作 高端對談

　主持人：黃清龍（旺報社長）

　與談人：林谷芳（國家文化總會副會長）

　向勇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、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副主任）李永萍（前臺北市副市長）/丁錫鏞（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總製作人）

　提問人：于國華（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秘書長）

　李應平（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）/林秀偉（當代傳奇劇場團長）

　大型博覽會打開眼界

　黃清龍：一個城市如何發展出文化潛力和能量，兩岸近年均做了很好的示範，包括北京奧運、上海世博、廣州亞運等，都安排了大量文化活動，如今風采也輪到臺北花博。大型展演活動對於一個城市文化的未來發展與影響，請各位分享看法。

　丁錫鏞：我認為，博覽會是文化創意產業新的火車頭。博覽會如果納入文化創意產業範疇，它的規模無疑名列前茅。產業必須靠市場效益來帶動。根據我過去25年的經驗，博覽會可產生的總體經濟效益，大約是投入資金的2.7倍到4倍，日本近年把博覽會辦得出神入化，已能創造6到7倍的效益。

　花博保守估計可以帶來168億的總體經濟效益。但日前一位學者估算，如果花博以600萬參觀人次來計算，就已經達到380億的經濟效益，博覽會可帶動文創業發展不言而喻。但臺北花博就這麼一次，結束以後就沒了。如果想把博覽會發展成文創業，臺灣可以考慮仿效日本作法，未來在各地輪流舉辦地方性的小規模博覽會，建議花費的金額不要太多，最好3年內能完成，規模過大的話籌備時間會拉長，加上首長跨任，會變成很難成功舉辦。

　這次花博會有很多文創呈現，如目前規畫完成的文化藝術表演活動有7140場；影像技術是博覽會中表演創意的重要方向，這次花博有二個例子：一項是結合互動科技的360度環形劇院，二是製作一部以土石流為主的3D動畫片，希望透過感動的畫面──文化創意中的一項產品──讓觀眾明白環境保育的重要性。

　林谷芳：大型博覽會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讓人打開眼界，因為事實上，多數人平常生活基本上乏善可陳，因此我們需要一種絢爛性、甚至是煙火性的活動，它其實對我們生活和文化發展有一定意義。表演藝術的本質就是如此，它也是稍縱即逝的，而稍縱即逝並非沒有價值，關鍵在於剎那變成永恆，主要是在高度、深度和廣度，讓人明白生命還有別種可能性，大型文化活動其實便有這樣的意義。

　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花博，花跟人都來自自然，因此花博有一種擁抱社會所有階層的屬性。這種現象在建國花市也可得到印證，人面對花卉、植物，可以回到自然的原點，進而讓生命解套。比起其它大型博覽會，花博在此有不同的重要意義。此外，花博也可讓人看到一種合理的生活實踐，人和自然的關係，以及創意在當代生活的發揮，提出美學的人生方向，這也是花博能發揮的效益。

　國際活動 對中國發展扮要角

　向勇：提到大陸的城市化，過去30年都在拚經濟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所有的產業跟城市設施，都在回答一個「如何現代化」的命題。大陸城市化水平比臺灣晚了約20年，以前在大陸經濟不發達地區有一種「文化搭臺、經濟唱戲」的口號，如今這種觀念已開始扭轉，因為「文化搭臺、經濟唱戲」意味文化只是手段和配角，最終目的只是招商引資，也不會注意到文化和生活的關係。

　近10年來，這種觀念已產生變化。以北京奧運為例，可以發現兩個現象，一是北京奧運讓基礎設施的建設有很大的跨越發展，運作由政府主導，單就公共交通車的改造，一次投入1800億人民幣，這還不包括其它項目。此外如軌道交通，政府以6年時間，從50公里的規模擴大到500公里。因此，這類大型活動，對政治人物而言，不論就國家形象、軟實力和政治業績，固然會得到該有的評價；但對普通民眾而言，最大的影響是來自生活層面。

　如今我到北京奧林匹克公園，總會看到令人感動的景象：每到下午，那裡到處可看到民眾自發組成的表演團體，純粹為了娛樂的目的，如今已成為北京的新地標。

　因此這類大型活動，對上海、北京這類城市而言，提供了一種軟實力的發展經驗。在奧運之後，北京又舉辦了幾個大型活動，也都帶來類似的建設，如導覽系統的改善、志工培訓等。

　此外，這些活動所提出的建設目標，如「人文北京、科技北京、綠色北京」等發展理念，如今均移植到整個北京市的所有建設。我曾參與某些「人文北京」計畫，其中人文景觀、形象、生活禮儀還有文創產業等基礎性建設，都成為關注的環節。中國政府也很重視大型活動的延伸效益，例如後奧運、後世博的軟硬體用途，以舉辦過花博的昆明為例，當年活動地點，如今都是國家級的文化產業示範園區，得到很好的管理。而昆明園藝博覽會的管理部門，後來也改組為股票上市的公司。

　這些都見證了大型活動的種種效益。除奧運、世博和廣州亞運外，明年起大陸還會有深圳舉辦第26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、南京的青年奧運會等等。中國在未來十年仍要持續回答經濟、生活現代化的問題，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做國際性活動，而且它不會是稍縱即逝，而是利用這種機會，把真正重要的建設留在城市中。

　臺灣文創 強調落實生活

　李永萍：客觀來說，臺北的整體硬體建設需要提升，但有否可能像大陸一樣全面翻新？我認為機會不大，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，有法定程序和民意機關等複雜環節。但花博是很大的突破，由於臺灣在外交上的困境，向來很難爭取到舉辦世界級活動；但接連兩年因緣際會舉辦聽奧、花博，不僅讓世界看到臺灣各種面向的成績，也讓臺灣人知道國家進展階段。京奧期間最顯著的改變就是禮貌與國際化的提升，但這些已非臺北需要強調之處。北京奧運、上海世博可形容為「集體生活的大改造」，而且真得很成功。相對的，花博比世博細緻，儘管後者氣勢雄偉，但並不屬於愉悅、可讓大家享受生活的環境；而花博呈現出臺灣的文化樣貌，處處可見生活美學，連小細節都帶著舒服感。

　這幾年文創強調要落實到生活，例如新生三館中的夢想館有互動科技、生活館訴求心靈SPA與慢活空間，等於是凝聚臺灣近年生活美學的累積，這在大陸是非常罕見的；但花博又同時呈現了臺灣精微的高科技成就，其中有幾個生物科技、綠能、環保項目，都寫下世界第一的紀錄。世博中國館讓人驚豔，但花博可以讓參觀者與展覽有更深的互動關係。這回臺北花博的展館設計，我認為超過上海世博許多其他國家館，不僅互動性強，細緻度與感動人心的程度更深；不只秀出科技，而是看到整體價值觀與想法。儘管臺北花博園區面積比不上未來的西安花博，僅有它1/4，但遊客仔細觀賞，會發現很多感動之處。

　黃清龍：兩岸在文化有很強互補性，不久前，大陸文化部長蔡武到臺灣訪問，提到兩岸簽署文化合作協議。十二五規劃的文化政策中，臺灣有何參與機會？兩岸文化合作障礙，要如何排除？

　兩岸文化合作尚待突破

　向勇：大陸以前靠公務財政發展文化產業，近年提出文化體制改革，絕大多數文化團體都要從公有機構改制為企業，走向市場經濟。這個政策從2003年提出，有非常明確的方向與時間表，以新聞出版為例，如今除電視、電臺外，出版社的改制已接近完成，報社也幾乎全改組為公司。不過文藝院團在國家支撐60多年後，如今要改制，確實遭遇頗大阻力；儘管在體制上，它們由「事業法人」改為「工商法人」，也完成註冊登記，但很多預算仍仰賴政府。這個背景短時間是無法改變的。

　然而十二五規劃中，政府也擘畫了經濟發展面向、外資投入的可能性。文化體制改革就是把文化機構推向市場，並引進多元資本。在新聞出版領域中，如今除新聞節目製作、播出平臺等少數環節，其餘均已徹底市場化。電影就是最明顯的例證，所有生產體系均已排除國有企業的色彩，從立項、拍攝許可、發行，全部市場化。

　過去大陸對文化產業，基本上存有兩派見解。一派把文化產業當成意識型態工具；另一派認為文化產業是西方的後工業時代產物，中國大陸尚未演變到此一階段。如今這些見解均已被破除，因為文化產業已經徹底實踐。

　不過在十二五規劃制訂階段，有兩個問題會被重新拿出來討論，一是文化產業要如何平衡藝術與商業，例如日前被抨擊的綜藝性節目水準低俗問題；另一是公共服務與文化產業的關係，如究竟那些產業、那些環節該由公共資源來覆蓋？哪些是應該由民間資金來主導？

　中國各地在開發文化產業時，會遇到兩個難題，一是不擅長講故事，二是缺乏國際資源的引進脈絡和相關知識。在此臺灣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至於臺資如何介入？以前臺灣投資曾經被視同為港資、澳資，不同於外資或內地資金，後來香港與大陸簽署了CEPA，臺資就被單獨對待視同外資，這是隨後ECFA要會談的問題。兩岸的文化合作，還是要等大架構的突破才會有更實質的進展。

　文化巨擘在臺灣

　李永萍：韓國文化產業為什麼能成功？文化得變成好生意，資源才會挹注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一旦過度商業化，文化生命力與意涵就不見了。發展文創業如何同時兼顧原創性？我主張兩大支架：文創法發展與原創性投入。兩岸交流若有意義，是因為大陸現在發展得不到臺灣這種以中華文化做根基、與世界文化接軌的原創性，例如《慾望城國》與雲門舞集作品就是兼具西方與本土兩種元素。由於過去30年有前輩鋪路，現在臺灣年輕人處處皆展現原創能量，儘管有時不夠精緻。政府的角色就是補助這些不知結果會如何的文創發想，使之成為希望的園地。大陸文創園區多是炒地，假文化之名，事實上是扼殺原創活力，降低人民文化品味，大陸山寨文化也是如此。上海人口是臺北10倍之多，但找不到全球聞名的原生文化團體。

　這是「一體化」文化政策的問題。大陸地大、人口多，各地都在推文創，但出不了真正的文化品牌，所有文化大牌都還在臺灣，例如雲門、當代傳奇劇場、周杰倫、法蘭瓷、琉璃工坊等，因為大陸「一體適用」的結果造成山寨現象，習慣「摘取現成果實」，引進西方或臺灣的節目然後上演百場。這是很難解決的狀況，即便臺灣的國際化經驗可以幫忙，但如果不從源頭政策來處理，臺灣到大陸依然是單向輸出，兩邊還是雞同鴨講，像是補助金、交流條件不一致等。創作本質是自由的，如果有框架限制，即使臺灣想利用官方談判的方式來突破困境，等到真正要對接產生能量時，制度上會產生不相容，這是大陸內部要解決的問題。

　黃清龍：廈門衛視曾做過一個統計：在大中華地區享有高知名度的文化界人士，臺灣有300多人，但福建卻毫無一人。臺灣有很多原創思考，而大陸市場需求極大，未來大陸能產生的創意也指日可待，希望臺灣能積極主動地加入這股潮流，兩岸合作共榮。

　紀錄整理：吳靖雯（旺報文化副刊組記者）

　關於十二五規劃

　由於是採取政府主導的的規劃式發展，中共建政後，從1953年起，開始制訂所謂的「五年計劃」，第一期為1953年到1957年，簡稱為「一五計劃」，依此類推，期間曾因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造成3年的空窗，不過此五年期的國家發展計劃成為中共施政最主要的依據。2006年起，「計劃」名稱改為「規劃」，2011年起將進入第12個五年計劃，俗稱「十二五規劃」。